1955年，国务院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经过选址和初期基本建设，1956年7月至8月，第一批教师、职工和家属，以及学生近4000人离开繁华的、而且是他们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上海，迁往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安，开始了这所著名老校在西北的又一次创业。

1957年春，在国际形势出现缓和、国内工业布局和建设进度重新调整的新形势下，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地的师生员工围绕一年来的迁校工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使迁校工作暂停，西安新校区的基建也一度停止。迁校究竟对不对？是坚持继续迁到西安，还是撤回上海？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交大人和各级领导面前。

由于交通大学迁校西安是中央的部署，涉及的不仅仅是交大本身，也牵涉到地方和许多部委，因此，围绕迁校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上海、西安两地领导、中央各部委乃至国务院的重视，甚至惊动了周总理。国务院和高教部都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周总理非常关心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的问题，除参加国务院会议讨论外，还亲自听取教职工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意见，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交通大学的西迁才得以顺利进行。

1957年6月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邀请了上海、西安两地交通大学师生的代表、迁校涉及的有关院校的代表以及高教部和交大的领导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周总理还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作了长篇精辟的讲话。周总理在会上循循善诱地引导与会同志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真对待发生的问题。他表示，交大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是一个典型问题。在说到为什么会有交大内迁及迁移发生的问题时，他指出，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形势和历史发展。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大支援一部分。但是，交通大学在西安已招收了2200名新生，西安校舍已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造船学院也分出来了，总理引用程孝刚教授的话说，现在是“骑虎难下”。这些困难是由国内外、校内外许多原因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我们不能从哪里来还回到那里去，不能否定一切，不能否定院系调整的正确方针。交通大学迁校的问题如何解决？周总理明确指出，着眼点还是要根据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在讲明大道理的同时，周总理特别强调对迁校工作应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用总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而且，将来是“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的”正因为如此，周总理曾连续三天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座谈会从下午开到傍晚，又持续到次日凌晨。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又正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刚刚付诸实施，周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可他却以大量的精力来亲自处理一个大学的迁校问题，又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表现了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和以理服人、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

迁校前，交通大学已经在上海生活了60年，用周总理的话说，就像是一棵在上海生了根的老树。一个高等学校的兴办涉及所在地的文化教育基础、工业科技水平、地理环境及至上万名师生、家属的生活习惯和家庭安排。从一个熟悉而且条件优越的城市迁到一个环境陌生而又比较艰苦的地方，如果没有广大师生和家属的理解和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硬搬过去，与当地土壤接不起来，大树死掉，就是个损失”。在处理交大迁校的问题上，周总理十分强调，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此，总理曾提出了两种设想和三种实施方案，是全迁西安，还是搬回上海，抑或折中，都由交大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做出选择，报送高教部批准。周总理还特别指定由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赴上海，副部长刘皑风到西安向交大师生传达、讲清楚，与大家一起讨论解决交大迁校问题。

周总理的讲话传达后，在交大两地的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大家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中肯、全面、客观，爱护并且充分信任交大师生，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给交大师生自己决定，既是对交大师生的尊重，也是对交大师生在政治上的考验。大家根据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认真研究讨论了利弊得失。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以及高教部、陕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的直接领导下，得出了慎重而妥善的方案。决定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和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按照这个方案，交通大学的大部分系、专业和师生陆续迁至西安。

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至此，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也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文节选自 西安交大党委《总理关怀励来人 扎根西北展宏图——深切缅怀周总理对交通大学西迁与发展的关怀》，原载于1998年3月5日《西安交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