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悠久的中华历史，博大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是管理沟通课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指导与实践探索。课程以“沉下来能思、站起来能说、坐下来能写、学习后能用、走出去能干”作为教学目标，以沟通视窗和信息沟通过程模型为切入点，围绕沟通客体策略、主体策略、信息策略和媒介策略，解析倾听技巧、写作技巧以及说服技巧，培养学生“勤思笃行、能说会写、学以致用”等综合能力。

文以载道话视窗，提升洞察力。沟通视窗（Johari Window），是沟通皇冠上的明珠。根据“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和“他人知道—他人不知道”的维度，可以将人际沟通划分为四扇窗户：自己和他人都知道的公开区（The Open Arena）、自己知道但他人不知道的隐藏区（The Hidden Facade）、自己不知道但他人知道的盲点区（The Blind Spot）、自己不知道且他人也不知道的未知区（The Unknown Area）。沟通视窗的核心思想是：分享隐藏区，消除盲点区，做大公开区，探索未知区。犹如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日三省乎吾身，可以通过“照镜子”的方式来实现：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古为镜知兴替。以铜为镜，匣取青铜且勿开，自照心中大圆镜；以人为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古为镜，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通过照镜子多反省，可以缩小乃至消除盲点区，从而做大公开区。

实施全信息策略，提高思考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沟通前要进行全面的运筹帷幄，才有望决胜千里，达成管理的目标。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纵论天下大势，对各路诸侯综合实力和整体能力、天时地利人和等信息进行了全面研判，直接为复兴汉室奠定了战略基础；在《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桥段，诸葛亮巧妙利用群儒之间的矛盾和短视，精心选择时机引发群儒争斗，运用挑拨离间、以逸待劳和迎难而上等策略，促成孙刘联盟，共同对付曹操，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为了匡扶汉室，一统天下，诸葛亮决定亲自北上伐魏，临行前作《出师表》，梳理了北上伐魏的内外部情境，提请后主刘禅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亲贤远佞；为了排除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的各种非议，诸葛亮再作《后出师表》,阐明北伐系危中求安的万全之策，乃蜀汉国运之所系。双叶能蔽目，双豆能塞聪。思考的懈怠将使人停留于眼观耳闻的层面上，不能做到沉下来思，全面审时度势。鸿门宴上，项羽优柔寡断，错失千载难逢的先机，致使自己与天下失之交臂。

善用类比推理，丰富表达力。为了高效信息编码，信息发送者除了运用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还可以借助类比推理，形象通俗地解释本体事物，触发信息接收者的共鸣。《战国策·齐策》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讲述了齐国谋臣邹忌将生活中“比美”与齐威王治理国家进行类比，由日常生活推及治国理政，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改良政治。《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则用刀杀人和用恶政杀人进行类比，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治理国家。《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将珠玉、美女等物品与客卿进行类比，指出这些物品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都能为秦国带来实际利益。同样，客卿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能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使得秦王意识到逐客政策的荒谬性。

利用冲突管理，形成合作力。冲突有人与人的冲突、人与事的冲突、事与事的冲突。因为工作风格和思考维度不同，所以人际冲突在所难免；双手难挡四剑，所以人事冲突客观存在；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相对稀缺的，所以事与事也会发生冲突。由于冲突在所难免，所以冲突管理势在必行。从己方对主张的坚持程度以及与他人的合作程度的维度出发，可以界定Thomas-Kilmann的五种主要冲突风格：竞争型（Competing ）、回避型（Avoiding）、迁就型（Accomodating）、妥协型（Compromising）和合作型（Collaborating）。源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将相和》，讲述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负荆请罪”等3个故事。“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体现的是蔺相如对抗秦王的策略，而“负荆请罪”则完美再现了廉颇的竞争对抗策略、蔺相如的回避退让策略、和将相终成刎颈之交的合作共赢策略。

嫁接沟通和谈判，促进整合力。谈判是高阶的沟通，是说服的艺术。在说服的过程中，涉及到策略技巧和借势借力。谈及谈判策略和智慧，既有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又有三十六计的古法今用。以《战国策·赵策》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为例，左师公触龙为了向赵太后阐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道理，采取了沟通四部曲，说服赵太后同意长安君质于齐：首先从饮食起居说起，拉近与太后之间的距离，消除其戒备心；其次，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向太后为少子谋差事，做到同理共情；再次，采用类比策略说明“父母之爱子，宜为之计深远”；最后凸显“只有长安君质于齐，有功于国才会德以配位”的主旨思想。在《旧唐书·魏征传》中，魏征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来比喻国家长治久安需要深厚的德义基础，巧妙地避免了与唐太宗的直接冲突。在具体讨论君王改进方向，即“十思”时，魏征始终强调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使得谏言易于获得认同。最终魏征以迂回战术构建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论证，阐明了为人君者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从而使《谏太宗十思疏》得以采纳。

借助成语论语境，提高交际力。沟通除了涉及到冲突管理、谈判等专题，还涉及到跨文化沟通。与中华文化相比，英美文化总体属于低语境文化。所谓低语境是指，交流沟通主要依赖于信息传递而不是语境传递。“白纸黑字”“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等表达方式，都是低语境文化的体现，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春在花，如盐在水”“此时无声胜有声”等则是对高语境文化的注解。高语境文化，是因为农业文明的相对稳定性所致；低语境文化则是因为商业文明的流动性等因素使然。借助成语习语，有助于言简意赅地区别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从而给出“直截了当（To call a spade a spade）”的沟通方式。在低语境文化中，但说无妨。在高语境文化中，忠言逆耳。例如，扁鹊直接了当地指出蔡桓公身体有疾，而桓公讳疾忌医，遂病入骨髓、体痛致死。如果扁鹊采取类似邹忌讽齐王纳谏和简雍“彼有其具”等高语境沟通方式，可能又会是另一番境况。

总之，借力传统文化解析沟通视窗，运用类比推理进行信息编码和解码，借助成语和习语解读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进一步拓展管理沟通课程思政的实现形式，成果获评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23jxcgj358）。

文章系安徽省管理沟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2kcsz02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