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征战生命的疆场——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战疫记
用爱,征战生命的疆场——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战疫记
“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上飞机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在朋友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2月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三医院和人民医院组成的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征。59岁的安友仲是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组长。曾经血气方刚的“重症敢死队队员”,而今双鬓华发,但出征时的英雄气概丝毫不减当年。
从1月26日开始,10多天里,按照国家卫健委统一部署,北京大学先后派出四批援鄂医疗队共426人奔赴武汉。在新年伊始进行的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他们用精湛的医术、无私的奉献、决胜的信念,诠释着北大人的初心与使命。
天刚刚破晓,凌晨5点,北大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王光杰便从老家山东省茌平县出发了,他着急回北京与医疗队汇合。
听说丈夫要去武汉,第一次和王光杰回老家过年的妻子,心里沉了一下,但很快就想通了,“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这天是1月26日,大年初二。下午,北京大学三家综合性附属医院集结选派的首批60名医护人员,与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仁一道,组建成“北京超强阵容医疗队”,共赴疫情中心湖北武汉。
2月1日,由12名医护、管理人员组成的北大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与安友仲同乘一架飞机的,还有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北大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越、北医三院院长乔杰。
“我是作为一名有着30年呼吸专业经验的临床医生到一线的。”作为国内知名的呼吸学科专家,刘新民从接到命令到赶赴武汉,只花了几个小时。
不断往上跳动的确诊病例数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北大奔赴一线的援兵同样在增加。
2月6日,伴随着北京纷纷扬扬的大雪,作为北大第三批援鄂医疗队,20位北大医学人出发了。2月7日,北大建校以来组织的最大规模医疗队——第四批334人的超强阵容出征,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带队。
四批援鄂医疗队、三家附属医院、426人,这是北大驰援湖北的阵容。这些人中,有刚满24岁青春活泼的护士,有推迟婚礼的准新郎,有刚当上父亲的青年医生,有吻别三岁稚子的母亲,有刚刚给孩子断奶的妈妈,覆盖了医院的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管理科等科室。
出征前,有母亲一晚没睡,凌晨3点就开始蒸馒头为即将上前线的儿子送行。有人把银行卡密码写在纸上,留给家人。有人自始至终都没告诉父母,母亲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哭着打电话过来。有人向三岁半的儿子解释,自己是去一个叫“武汉”的地方打“怪兽”。送别的时候,很多人哭了。从机场去驻地的大巴上,有人默默在车窗上留下几个字——“武汉加油!人民必胜!”后面还画上了一个笑脸。
同样,援鄂医疗队中,既有经验丰富的专家,也有新锐的医生;既有经历SARS考验的资深护士长,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护士,有的医疗护理专家还执行过抗震救灾、援藏等重大医疗支援任务,组成了“党员带头、新老搭配、专业互补”的援鄂医疗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抵汉后,医疗队内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收到多名队员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他们为什么此时选择入党?队员李蕊说:“在这次疫情中,我看到了许多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我想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感染防控是医疗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防护设备能有效避免医护人员本身被感染,但穿戴起来极为复杂。从防化服到防护服,从手套到口罩,从护目镜到纸尿裤……队员们根据培训视频,将穿戴流程整理成文字版本,并将重点标记在上面,两人一组反复演练。
1月28日晚9点,经过防护规范培训和熟悉工作环境之后,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12名队员,进驻刚刚改造完成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感染隔离病房。真正的战役开始了!
采取“九三制”分四个班轮换的首批六支国家援鄂医疗队,当晚就收治12例新冠肺炎患者。本来每组六小时的班,实际上包括穿脱隔离衣、交接班、完成各种防护流程,前前后后加在一起需要10个小时。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抵达后,此前的国家医疗队分为三支医疗队,集中攻坚重症患者的救治。
随着工作的开展,重症患者会越来越多,该如何提高效率、保证国家医疗队的水准?从抵达武汉的第一天,安友仲就在思考这一问题,专家组成员们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提供给患者最佳的治疗手段与最优化的治疗方案,保证诊疗过程的精细化、标准化、程序化。
北京大学三家附属医院充分沟通,专家组团队和医疗队员一起,结合指南细化诊疗细节,甚至就抗生素、激素、丙种球蛋白使用指征等常见问题进行讨论,制定统一原则,最终确定了《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入院病人初步处理流程和原则》。
随着第三批、第四批“大部队”的到来,2月8日晚9点,三家附属医院独立接管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病区正式启用。
新病区开放的第一天,一夜之间有条不紊地收治30多名重症患者,流程规范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我们共同制定了疾病标准化处理流程,医疗队中不论是谁参与治疗护理,执行的都是‘国家队标准’。”安友仲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郭维说,重症病区收治的部分患者需要机械通气,开放气道可能会带来更危险的病毒暴露,这对防护的要求更高了。而且,随着重症患者的集中增加,对经鼻高流量氧疗仪、呼吸机、吸痰器等医疗设备的需求逐渐增大,病区的设备支持仍需加强。
“医疗队也一直在跟各有关方面沟通设备和耗材保障的问题。”安友仲说,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疗设备和耗材的支持十分重要,医疗队已通过最大限度挖掘当地医院的库存设备来充实病房。
医院病房难以满足传染病负压病房的要求,医疗队就在院方协助下,在病房里安装了几台强力排风扇。“把病房里的空气向外引,形成相对负压,希望能够对医务人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郭维说。
在重症病区,每一位患者的病情都很严重,每一位患者都渴望尽快得到救治。开医嘱、问病史、查体、抢救……医疗队员们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臂,不愿意耽误任何一点时间。在隔离病房里,穿着闷热的防护服,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说话、工作,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又都选择尽量减少吃喝。
医疗队员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谁也不认得谁。为方便工作交流,大家在防护服上写下名字,同时也写下“加油”“棒棒哒”等鼓励的温暖字眼。名字给同事看,“加油”给患者看。
紧张的工作过后是从未有过的剧烈头痛和虚脱般的精疲力竭,曾经在2017年参加“组团式”援藏在藏区工作一年的李冉笑称:“防护服下的缺氧感,比我在拉萨还严重,让我恍惚间回到援藏的日子。”
但当交班时看到第一位入院的休克患者血氧饱和度升到90%,循环恢复、呼吸平稳的状态,他感到特别欣慰:“一切都值得!”
没有护工也没有家属陪伴,在重症隔离病房中,患者的日常饮食、大小便以及护理都需要护士亲力亲为。除了负责危重病人的生命体征监测外,重症隔离病房的护士们还成了护工、清洁工、送餐员,给病人抽血、输液、打饭、发药,给卧床病人擦拭大便,每天无数次的近身操作,稍有不慎就有被感染的风险。
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平时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的护理操作,一下子变得很艰难,有时需要两个甚至更多战友一起协助完成。每一位队员都是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即使这样,团队里没有一位队员掉队。
“如果此时我们不关爱他们,他们还能靠谁呢?”北大人民医院护士长赵礼婷的一句话,道出了每一位战友的心声。
“医生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出院啦?”
“别着急,我们再核实一下核酸检测和CT结果。”
2月19日中午,在中法新城院区B栋11层西区病房内,一位患者即将出院。疫情在一天天好转,病区的情况慢慢趋于稳定,越来越多患者康复更是让医护人员们欣喜,更坚定了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治疗、护理之外,医护人员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抚慰病人的心理。“有很多病人得了病之后,把医院当成自己唯一的希望。”李冉说,有些病患全家人都得病了,无人照顾,除了医护人员外就没有人可以从心理上安慰他们。“很多病人老是说觉得憋气,其实可能是想你时常去看看他,你在他身边,他就会安心很多。”
越来越多的暖意开始在病房内回荡,北大第一医院护士于淼在援鄂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
病房里,有位奶奶需要使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但是特别不配合,头总是扭来扭去。在给她戴好面罩以后,于淼发现她的头发特别乱,于是就对她说:“奶奶,我给你把头发梳一下吧,这样能舒服一点。”
这位病人愣了一下,冲她伸出了大拇哥。于淼赶紧把她的头发梳好,在头顶给她梳了一个小辫子。
慢慢地,她变得很安静了,也很耐受无创呼吸机了,在于淼和医生准备离开病房时,她又冲于淼竖起大拇哥。于淼觉得,这是病人感受到了她的善意,同时回报以感激。
“把病人当作人,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安友仲时时嘱咐医生护士,查房时,要叫病人名字,而不是几床的代码,“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谁,他还活着”。
一位奶奶进入隔离病房,看到大夫、护士规范条理、严谨细致的接诊,听到医护人员和蔼耐心的问诊、叮嘱,多日来积压的恐惧和压力一下释放出来,她紧紧握着护士的手大哭起来:“你们真是太好了!遇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武汉的天气渐渐暖了起来,医疗队的成员也在被这座城市的人温暖着。
1月30日是北大第一医院援鄂队员王颖的28岁生日,大家聚在一起为她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会。
听说是医疗队买的蛋糕,店方立刻送货,由于封路,师傅步行加骑行六公里,才把蛋糕送到,分文未取,贴心的酒店餐厅还为王颖准备了长寿面。
王颖悄悄地抹去眼泪,身处异乡,这个集体让她的恐惧烟消云散,她感叹:“武汉,真美!武汉人,真美!”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支援鄂医疗队无一人感染。安友仲希望疫情能尽快过去,把队伍平安带回北京。
每天结束工作后,王光杰都疲惫不堪。但不论多累,他都会在卸下防护服后第一时间与妻子联系,那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他说,虽然不讨厌冬季,但他更期待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期待处处生意盎然。
情人节那天,李冉的妻子给他发来短信:“你奔赴前线后的每天,都在想迎你回来那一刻的样子,我想我们会微笑相视,一起牵手回家,相伴走过今后的漫漫长路。”对此,李冉也在期待着,他还想着,以后能有机会带妻子来武汉,看春天美丽的樱花,看看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城市。
作为一位母亲,在武汉的每一天,于淼都会想念自己的孩子,每次视频时儿子问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的心头总是酸酸的。但她觉得,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春天和爱,都会来临”。
《中国教育报》(2020年3月4日第01版: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