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中，又名曹炽昌，四川省荣县人，生于1924年10月21日。1944年，曹立中考入成都光华大学后，经常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民主青年协会成员接触，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些革命者手里，他读到《新华日报》《观察》等报刊，得到很大的教益。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血案之后，成都又发生国民党特务分子毒打和逮捕川大同学、民盟盟员李实育事件，全市广大进步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要求释放李实育的斗争高潮。曹立中踊跃写壁报、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他还对贴出的标语巡回守望，防止特务撕毁。他说：“谁敢撕标语，我就和他拼了！”

1949年2月，曹立中经人介绍，参加了民革。曹立中在光华大学发展民革成员时，被混在学生中的中统特务赵某察觉。赵假装进步，与曹频繁接触，炫耀自己如何反对蒋介石，如何拥护共产党。曹立中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感，没有觉察，甚至将他发展进了民革。从此曹立中的行动都被叛徒报告给了中统特务机关。1949年5月16日晚，曹立中到春熙路悦来商场品香茶铺赴约，至10时许，约会的人仍末到场。曹起身回校出茶铺就被数名大汉强抓进汽车，押送至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

曹立中和被囚禁的其他革命志士一起，每天虽然忍受着生活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但表现得十分坚贞、英勇、顽强，敌人无论使用刑讯逼供，还是许愿诱供，都没有得逞。因此，他们各自发展和领导的组织、成员都安全无恙，未受损失。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暗无天日的牢狱变成了革命的大学校，变成了革命的大家庭，变成了与敌斗争的战场。

6月份的一天，一个操着川南口音的年轻宪兵在值班看守。曹立中见左右无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得知他姓李，和自己同是荣县人，经进一步交谈，还知道他们有亲戚关系。曹即抓紧机会向李进行形势和前途教育，请李为他们做些传递消息的事情。不久，曹立中请小李带出一张纸条，告诉战友们说：“我们几经非人拷问，未供出组织及一个同志。为了革命，纵然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寥寥数语，道出了烈士们的英雄本色。

狱中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被捕的同志分别住在七间阴湿、霉臭和臭虫、蚊子成群的牢房里，特务为便于监视和防止意外，不准挂蚊帐，也不准点蚊香。每间牢房有一个或两个狭窄的铁栅窗以及专供送饭、送水用的一个小洞，牢门经常用大锁锁着。每顿吃的是夹生、数量很少的有很多谷、稗、鼠屎、砂子、虫子、草节、霉米的“八宝饭”，有同志曾经数过，一碗饭里就有280多个谷子、稗子。喝水也是相当困难的。平时不能自由呼吸新鲜空气，更不能自由大小便。艰苦的狱中生活，并没有消磨掉曹立中和狱中同志的意志。他们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灯光，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很不容易得到的书报。书籍都是同志们的家属通过多方转托关系，艰难送进去的，而报纸则多是通过做看守宪兵的工作，高价买来的。他们用敲打牢房之间的墙壁作联络信号，对上暗号后，一边嘴靠着墙小声说，一边用耳紧贴着墙壁听，用这种方式来交流情况，互相鼓舞斗志。

1949年11月，向西南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突破了川黔防线，进迫重庆。在成都的毛人凤，立即在成都东门街召集在成都的军统特务秘密筹商组织游击暴乱和布置潜伏特务电台，并召见军统在四川省特委会负责司法的秘书罗慧开，询问关押在特委会的“罪犯”要求缮造名册送他核阅。罗慧开秘密地把名册统计好后，送交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

徐中齐把名册交给毛人凤后，毛逐一阅看后，在名册上批了“一律枪毙”四个字，然后叫徐中齐向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王陵基请示。王陵基仍旧批示“一律枪毙”，并要求徐中齐作出一个行动计划，要做到绝对秘密，不能闹出事来。

12月7日深夜，国民党特委会、稽查处各一人到看守所去提人，每次都是由两名特务提一个，押到会客室门外，由特务用绳索进行捆绑，嘴里塞一团棉花，用布将眼睛和嘴严严蒙住，曹立中等32人捆绑完毕，拉上汽车。随后汽车开到成都新西门城门口的十二桥外约200米的地方，在一条弯曲的防空壕（壕宽约1米、长50米、深不到1米，是抗日战争时挖的）边停下。特务们每次在汽车上拉下两个人，由四个特务左右挟持送到防空壕去杀害。先用刺刀刺杀，因为绳索捆得太紧太密，连刺刀都刺不进，只好改用枪杀。但又怕枪声惊动附近的居民，于是叫汽车司机把车子发动，加大油门，用喇叭的轰鸣声来掩盖罪恶的枪声。这样来回往返16次，直到凌晨两点半，才把被关押的同志全部杀害。

屠杀阻止不了黎明的到来，不过20天，成都就解放了，但是十二桥牺牲的烈士，却永远看不到这一天。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在成都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一时间开展寻找烈士殉难地点和发掘遗体的各项工作。

1950年1月19日上午9时，成都市各界人民隆重举行十二桥殉难烈士公祭典礼。1月20日，为烈士们举行了公葬，安葬于青羊宫的二仙庵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