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1902年10月21日-1975年7月27日),原名郑植槐,湖北省红安县人,早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工作,身体受到损害,1948年起因病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在一片白色恐怖、县委主要负责人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下,郑位三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还派人分赴各乡,号召党员、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他还主动联络戴克敏等人,商议重组黄安县委,并受命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他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大力组织革命武装,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9、10月间,他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安“九月暴动”,由此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10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郑位三受命危难,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各项工作。他一面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坚决同敌人斗争;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组建了6个独立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1933年是大别山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高擎革命斗争的大旗,领导着鄂东北部队和群众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踏实无华,爱护战士,教育干部。他和战士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野菜树皮当食粮。他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善于应用部队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实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数人也要坚持战斗,争取胜利。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部队和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

郑位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革命斗争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实际相结合,起草了一批“议案”、“法令”、“细则”等文件,在指导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3年,在坚持游击斗争中,郑位三同志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广,便及时总结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经验,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郑位三同志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丰富理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刘少奇同志曾说:“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宗旨。郑位三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满怀激情,奔走于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农村大革命高潮,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中争取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自编歌谣传唱"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根据地一片白色恐怖。敌人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以示"归顺"。针对一些区、乡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反水"农民和"插白旗"群众的问题,郑位三同志教育干部要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虑,指出群众是被敌人逼迫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党和红军的。他反复向各级领导讲明道理,要求各级干部严格执行政策,严禁侵犯这些群众的利益。由于郑位三同志采取了正确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争取了群众,稳定了根据地的局面。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